奥地利自由派¶
您好！您提到的“1860年，奥地利的自由派掌权，世纪末，被赶下台”这个过程，指的是奥地利（最初是奥地利帝国，1867年后为奥匈帝国中的奥地利部分，即内莱塔尼亚）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的一段重要的政治转型。
以下是对这个过程所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参与人物的梳理：
自由派掌权（19世纪60年代初）
背景：
1848年革命的余波： 尽管1848年的革命被镇压，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已经传播开来。
新专制主义的失败（Neo-absolutism）： 1850年代，以亚历山大·冯·巴赫为代表的内阁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专制统治（巴赫体系），压制了自由主义和民族运动。然而，这种统治方式效率低下，且在外交和军事上遭遇挫折。
1859年意大利战争的失利： 奥地利在萨奥战争中败于法国和撒丁王国，失去了伦巴第。这场失败暴露了帝国的虚弱和巴赫体系的不可持续性，迫使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进行改革。
关键事件与掌权标志：
《十月宪章》（Oktoberdiplom, 1860年）： 面对危机，皇帝颁布了《十月宪章》，承诺恢复一定的立宪制度，给予各领地一定的自治权，并设立帝国议会（Reichsrat）。这被视为自由派重新抬头的一个信号，尽管其内容仍有较强的联邦保守色彩。
《二月宪法》（Februarpatent, 1861年）： 在自由派（尤其是德意志自由派，他们倾向于中央集权和德意志在帝国中的领导地位）的压力和推动下，《十月宪章》很快被更偏向中央集权和自由主义原则的《二月宪法》取代。这部宪法设立了一个两院制的帝国议会，下议院由各领地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自由派，特别是**德意志自由党（Deutschliberale Partei）**及其前身，开始在帝国议会和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自由派内阁的形成： 尽管皇帝仍掌握巨大权力，但在《二月宪法》框架下，一系列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内阁开始执政。重要的自由派政治家开始进入政府核心。
主要参与者（自由派方面）：
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 通常被视为《二月宪法》的主要推手和早期自由派政府的代表人物，他在1860年代初担任内务大臣等要职。
德意志自由党（Deutschliberale Partei）： 这是自由派的核心政治力量，代表了说德语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业家的利益。他们主张世俗化、法治、经济自由和德意志文化在帝国中的优先地位。
其他重要的自由派人物和团体也活跃在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中。
自由派的统治与改革（19世纪60年代 - 70年代）
在自由派主导的时期，奥地利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法治建设： 推动司法独立，保障个人权利（如人身自由、财产权）。
经济自由化： 减少国家干预，促进工商业发展。
世俗化改革： 限制天主教会的影响，例如1868年的《五月法案》（Maigesetze）确立了世俗婚姻、国家对教育的监督权等。
教育改革： 推动普及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
1867年奥匈妥协（Ausgleich）： 虽然这是与匈牙利民族矛盾妥协的结果，但在奥地利部分（内莱塔尼亚），自由派主导制定了新的宪法（《十二月宪法》，Dezemberverfassung），进一步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和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时期通常被视为奥地利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
自由派的衰落与下台（19世纪70年代末 - 世纪末）
自由派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多种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衰落：
内部矛盾与分裂：
德意志自由党内部在一些具体政策和社会问题上存在分歧。
更激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派别（Deutschnationale Bewegung）从自由派中分离出去，他们更强调泛德意志主义和反斯拉夫、反天主教的立场。
新兴政治力量的挑战：
天主教保守势力（基督教社会党 Christlichsoziale Partei）： 以卡尔·卢格（Karl Lueger）为代表，吸引了对自由派世俗化不满的小市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并带有反犹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工党 Sozialdemokratische Arbeiterpartei Österreichs）： 随着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力量壮大，社会主义政党兴起，要求改善工人待遇和社会福利，挑战自由派的经济政策。
斯拉夫等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 帝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如捷克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的民族自觉和政治诉求日益高涨，他们反对德意志自由派的中央集权和德意志化倾向，要求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独立。这使得自由派难以维持帝国的统一和稳定。
经济危机的影响： 1873年的金融危机（“长萧条”的开端）对奥地利经济造成冲击，削弱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信心。
皇帝的态度转变和选举制度的局限：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皇帝对自由派的某些激进改革始终抱有疑虑。同时，早期的选举制度（库里亚制，Kurienwahlrecht）主要惠及有产者和德意志族群，随着选举权的逐步扩大（尽管仍不平等），新兴的群众性政党获得了更多支持。
关键的下台事件：
1879年，爱德华·塔菲（Eduard Taaffe）伯爵组阁： 塔菲利用各派矛盾，组建了一个被称为“铁环”（Eiserner Ring）的联合政府，主要依靠保守派、斯拉夫民族政党和部分教会势力，将德意志自由派排挤出执政核心。这通常被视为自由派黄金时代的结束。
世纪末的政治格局： 尽管自由派仍然是议会中的一股力量，但他们再也未能像60、70年代那样牢固地掌握政权。政治舞台被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种民族主义政党占据，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化。例如，巴登尼语言法令（Badenische Sprachenverordnung, 1897年）试图在波希米亚给予捷克语与德语同等地位，引发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和议会瘫痪，进一步显示了自由派的无力和政治环境的恶化。
主要参与者（导致自由派下台方面）：
爱德华·塔菲伯爵： 奥地利首相（1879-1893），其执政标志着自由派主导地位的终结。
卡尔·卢格： 基督教社会党领袖，维也纳市长，成功动员了小市民阶层。
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 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
各斯拉夫民族运动的领袖。
总而言之，奥地利自由派在1860年代的掌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以及帝国自身难以解决的民族矛盾，自由派在世纪末逐渐失去了政治主导权，奥地利的政治也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也更加动荡）的时期。 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指向了19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国/奥匈帝国）一段复杂而重要的政治变迁。以下将概述这一过程中涉及的主要历史事件和人物。
自由派的掌权背景（1860年代初）：
19世纪中叶的奥地利帝国经历了剧烈动荡：
1848年革命的余波： 遍及欧洲的1848年革命也冲击了奥地利，虽然最终被镇压，但要求宪政和自由的呼声并未消失。
新专制主义时期（Neo-absolutism, 1849-1859）： 革命后，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度推行高度集权和保守的“巴赫专制体系”（以其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冯·巴赫命名），压制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
对外战争的失败： 1859年，奥地利在与法兰西第二帝国和撒丁王国之间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中惨败（如马真塔战役和索尔费里诺战役），割让了伦巴第。这场失败暴露了帝国军事和财政的虚弱，也重创了新专制主义的威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以巩固统治，安抚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自由派掌权及主要改革时期（1860年代 - 1870年代）：
面对危机，皇帝开始尝试宪政改革：
《十月宪章》（Oktoberdiplom, 1860年）：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布《十月宪章》，承诺建立一个拥有一定权力的帝国议会（Reichsrat），并恢复各领地的历史权利，带有联邦主义色彩。这被视为新专制主义的结束和自由主义的初步抬头。
《二月宪法》（Februarpatent, 1861年）： 在自由派官僚**安东·冯·施梅林（Anton von Schmerling）**等人的主导下，皇帝进一步颁布了《二月宪法》。这部宪法设立了一个两院制的帝国议会，下议院由各领地议会选举产生。这部宪法更倾向于中央集权，并保障了一些基本的公民自由（如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尽管仍受限制）。施梅林出任国务大臣，自由派开始在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人物： 安东·冯·施梅林是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人物。其他重要的自由派政治家和支持者多来自德意志裔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
“宪政信条派大地产主”（Verfassungstreuer Großgrundbesitz）： 部分支持宪政的自由派大地产主也构成了自由主义阵营的一翼。
德意志自由党/宪政党（Deutschliberale Partei / Verfassungspartei）： 这是自由派的主要政治组织。他们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帝国议会（主要指奥地利部分，即内莱塔尼亚）中占据多数席位。
主要改革和政策：
推行法治国家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推动工商业发展。
进行教育改革，削弱天主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如1869年《帝国国民教育法》）。
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通过1867年的《十二月宪法》（Dezemberverfassung），进一步完善了奥地利（内莱塔尼亚）的君主立宪制度，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1866年普奥战争的失败与1867年奥匈妥协（Ausgleich）： 奥地利在普奥战争中的迅速失败（柯尼希格雷茨战役/萨多瓦战役）进一步削弱了其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领导地位，并促使皇帝与匈牙利达成妥协。
奥匈妥协（1867年）： 建立了奥匈二元君主国。匈牙利获得了高度自治，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自由派主导的奥地利政府接受并推动了这一对帝国结构至关重要的妥协。
在奥匈妥协后的“公民内阁”（Bürgerministerium，因其成员多为非贵族的资产阶级代表而得名）时期，如**卡尔·吉斯克拉（Karl Giskra）**等人担任重要部长，继续推行自由主义改革。
自由派的衰落（1870年代末 - 世纪末）：
尽管自由派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多种因素导致了他们的衰落：
1873年金融危机（“长萧条”的开端）： 维也纳股市崩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打击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信心，反资本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情绪高涨。
社会问题的凸显与新兴政治力量的崛起：
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Österreichs, SPÖ）： 代表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普选权。其领导人如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
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 Partei, CS）： 以**卡尔·卢格（Karl Lueger）**为代表，吸引了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部分天主教农民，利用反犹主义和民粹主义口号，反对自由主义的世俗化和资本主义。
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Deutschnationale Bewegung）： 以**乔治·冯·舍纳雷（Georg von Schönerer）**为代表的泛日耳曼主义者，主张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与德国统一，也持强烈的反犹和反自由主义立场。
民族矛盾的激化： 帝国境内各民族（捷克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的民族主义诉求日益高涨，对以德意志裔为主的自由派中央集权倾向构成挑战。自由派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
自由派内部分裂： 自由派内部也因政策分歧（如对民族问题的态度、经济政策的调整）而发生分裂。例如，1880年代，自由派分裂出“德意志-奥地利人俱乐部”（Deutsch-Österreichischer Klub）和更激进的“德意志俱乐部”（Deutscher Klub）。
选举权的扩大： 尽管自由派最初反对普选权以维护有产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但选举权的逐步扩大（尽管直到20世纪初才实现男性普选）使得新兴的群众性政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社会党）获得了更多选票，削弱了自由派的议会基础。
保守势力的反扑： 天主教会和保守贵族对自由派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始终抱有敌意。
重要转折点：1879年选举失败： 自由派的宪政党在当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失利，结束了其长达十余年的主导地位。此后，由**爱德华·塔菲（Eduard Taaffe）**领导的保守内阁（被称为“铁环内阁”，试图联合各保守派和非德意志民族）执政多年（1879-1893）。
世纪末的政治格局： 到19世纪末，奥地利（内莱塔尼亚）的政治舞台已经被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各种民族主义党派所主导。自由派虽然仍然存在，但其政治影响力已大不如前，逐渐边缘化。像**海因里希·雅克（Heinrich Jaques）**这样的犹太裔自由派政治家，在面对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时，甚至对自由主义的前景感到绝望。
总而言之，奥地利自由派在1860年代利用帝国危机和改革需求掌握了政权，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奥地利（内莱塔尼亚）君主立宪制的基础。然而，他们未能有效应对经济危机、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冲突，以及新兴群众政党的挑战，导致其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逐渐失势，被新的政治力量所取代。这是一个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政治理念和社会力量激烈博弈的典型案例。
您好！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触及了“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和语境下的具体含义，以及19世纪奥地利自由派的特殊处境。将19世纪的自由主义直接等同于现代某些流派的“小政府”甚至“无政府主义”是不准确的。
让我们来解析一下为什么19世纪奥地利的自由派会偏向某种程度的中央集权，以及这如何与他们的自由主义原则相联系：
1. 自由派是相对于什么“自由”？
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其核心诉求是：
个人自由和权利： 反对绝对君权和封建特权，争取公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以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法治（Rule of Law）： 主张建立宪政体制，政府权力受到法律的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经济自由： 主张市场经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消除行会垄断和内部贸易壁垒，保障自由贸易和个人创业。
理性与世俗化： 强调理性，主张政教分离，削弱教会对教育和国家事务的控制。
代议制政府： 主张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来参与立法和监督政府（尽管早期自由派通常支持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而非普选）。
他们追求的“自由”，主要是从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君主专断、贵族特权、教会控制、地方封建割据和经济上的行会垄断。
2. 为什么19世纪奥地利的自由派会偏向中央集权？
这需要结合当时奥地利帝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对抗封建残余和地方特权： 奥地利帝国（尤其是1867年之前的哈布斯堡君主国）是一个由众多历史“领地”（Länder）组成的国家，这些领地拥有各自的传统法律、议会和特权，往往由保守的贵族势力主导。这些地方势力是阻碍统一法律、统一市场和个人权利普遍化的主要障碍。
自由派认为，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和统一的帝国立法机构（Reichsrat），才能有效地打破这些地方壁垒和封建特权，推行统一的法律体系（如统一的民法典、刑法典），保障帝国境内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
建立统一的内部市场： 经济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诉求之一。一个统一的、中央管理的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消除内部关税、统一度量衡和货币，建设基础设施（如铁路），从而促进商品流通和工商业发展。这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他们是自由派的主要支持者。
推行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 诸如教育改革（削弱教会控制，推行国家统一的教育标准）、司法独立等现代化改革，也需要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推行和监督，以对抗地方保守势力和教会的抵制。
国家建构和民族问题： 在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帝国，自由派（主要是德意志裔自由派）也希望通过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文化占主导的中央集权国家来维护帝国的统一和“进步”。他们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更有利于推行他们所认同的“先进”文化和制度。然而，这一点也恰恰成为了后来自由派面临民族主义挑战的重要原因。
3. 中央集权与自由主义原则如何（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统一？
工具性： 对于19世纪奥地利的自由派而言，中央集权并非目的本身，而更多是实现其自由主义改革目标的工具或必要手段。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克服地方保守阻力、推行全国性改革的权力中心。
法治下的中央权力： 重要的是，自由派主张的中央权力是在宪法和法治框架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监督和制约。它不同于皇帝的绝对专制，也不同于不受约束的官僚集权。他们希望通过中央立法来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用中央权力来压制个人自由。
“小政府”的相对性： 当时自由派所反对的“大政府”，更多是指那种任意干预经济、限制个人权利、维护特权等级的旧式专制政府或封建领主。他们所希望的“政府”，虽然在某些方面（如建立统一法制、推行义务教育）需要积极作为，但在经济领域则主张“守夜人”角色，不干预市场自由运作。
与现代“小政府”或无政府主义的区别：
您提到的“小政府”或“无政府主义”是自由主义思潮中更晚近或更极端的派别。
古典自由主义（19世纪）： 承认国家在保障安全、维护秩序、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统一法律）方面的必要性。他们的“小”是相对于旧制度的“大”和“滥权”。
现代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 更强调个人自由和最小化政府干预，甚至主张政府只应承担极少数核心职能（如国防、警察、法院）。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则从根本上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权力。
因此，19世纪奥地利的自由派支持一定程度的中央集权，是为了用一个统一的、受宪法约束的中央权力去打破更深层次的、阻碍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封建割据与地方特权，从而在帝国范围内确立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制度。 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不受约束的强大政府，而是建立一个能够保障自由和法治的统一国家。然而，这种策略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也埋下了后来民族冲突和自身衰落的种子。